傅咸(238—294年)，傅玄子，字长虞，晋北地泥阳人。在任时，刚直知大节，风格峻正，识性明悟，疾恶如仇，推贤乐善，常慕季文子、仲山甫之志。好写谏论，虽然绮丽不足，但是多有独到见地。所以颖川的庾纯常叹说：“长虞写的文章近乎诗人之作矣!”

西晋时，大臣多半是皇亲国戚或名门望族的后代。他们凭借贵族的身份像享有很多特权，过着奢侈的贵族生活。付咸累上言，切陈政事之得失损益、世俗之奢侈不节、人才之选拔任用等，称引故事，条理灼然，皇帝多有准奏。

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初年，傅咸承袭了父亲的爵位，官拜太子洗马，累迁为上书右丞，出任冀州刺史时，因继母杜氏不愿随傅咸就任，而亲自向皇帝上表解职。三旬之间，迁职为司徒左长史。当时晋武帝留心政事，下诏寻访朝臣为官之损益。傅咸上书言说：“陛下身处尊贵之位，而修布衣之事，亲览万机，劳心日昃。在昔帝王，躬身菲薄，以利天下的未有超过陛下的。然而自从泰始开元至今，已十有五年了。而军国用物不丰富，百姓生活难以供给，一年不丰收，便有面带菜色者，这主要是由官多事少、封赏猥滥、蚕食者多、务农者少造成的。臣上疏言，谬忝近职，每年见圣诏以百姓饥谨为虑，无能云补，问心有愧，怎敢不尽心竭力，以对天问。旧都督只有四人，今并监军满十人，夏禹敷土，只分了九个州，而今之刺史，几乎增了一倍。户口是汉的十分之一，而设置的郡县更多。空校衙门，无益宿卫，而虚立军府，约有百数人。王等诸候，复坐置官属。诸所的供给都来自百姓。一人不务农，就有受饥的，况且今之不务农者难以数计。纵使五谷有收，仅勉强够用，若有灾患，就难以保障。臣以为当今之急，先并官省事，静事息役，上下一心，惟农是务也。”

傅咸在位，多次坚持公正、直言上谏。豫州大中正夏候骏上书皇帝言称，鲁国小中正、司空司马孔毓体弱多病，不能接宾，请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。过了一旬，夏候骏又上书让孔毓做中正。傅咸认为夏候骏在玩弄权术，为己谋利，上书奏请免其职。司徒魏舒是夏候骏的姻亲，屡次推却不理，傅咸坚持公正十分困难，独自直接向皇帝上了奏折。魏舒上奏称傅咸不公正，皇帝下诏将傅咸转为车骑司马。

傅咸看到世风奢侈、浪费严重的现象，就上书言：“臣以为谷帛难生，而用时不节约，无缘无故造成浪费，实在可惜，故先王教化天下，吃肉穿衣，皆有明确规定。无度的挥霍，比天灾厉害。古代的尧都住的是茅茨之所，而今的百姓竟筑豪华之屋；古代的大臣都无玉器美食，而今之商人吃厌了梁肉；古代的后妃才有殊饰，而今之婢妾穿的是绫罗绸缎；古之大夫才不步行，而今之皂隶就乘轻驱肥。古之人稠地狭而有储蓄，由于节俭；今之地广人稀而患不足，由于奢侈。要厉行节俭，反对奢侈，如果奢侈不见谴责，转相攀比，世风就会日下。昔日毛玠为吏部尚书时，由于为正清廉，布衣素食，以俭率人，社会上没有讲究吃穿行奢侈之实的。故魏武帝感叹说：‘我的法不如毛尚书的实际行动。’今之圣上令诸部用心，都与毛玠一样清廉，移风易俗，在所不难”。傅咸提议将县狱交于郡和二社审理，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擢职为尚书左丞。

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后，杨骏辅政。傅咸上书于杨骏说：“事与世变，体随时宜，天子守丧不宜过长。如今的世道变了，皇权不要长久的托人，更不能让其长时间料理国家大事。汉时明确规定，新君应以天下为大，服丧过重了就难以维持，丧葬完了就可以除服。世祖武皇帝虽然崇尚行孝，但守丧三年间也没有荒废国事。今圣上想托国事于公，安心守丧，这虽然是谦让之心，而天下人未必认为是件好事。天下人不赞同的原因是国家的大事听命于您，怕皇权旁落，圣上受蒙蔽。人心既已如此，而明公应该慎重考虑。我认为，先帝丧事已毕，应还政于圣上为宜。周公是个圣人，尚且免不了众人诽谤，以此推之，周公还政时，成王的年龄还没有圣上的年龄大。我冒然说些未尽意之言，请明公察我诚恳老意，话不在多。”当时，司隶荀恺的堂兄去世，上表请求奔丧，恩诏没有下来，荀恺就私自拜访了杨骏。傅咸认为这不和情谊，就上奏说：“死丧之悲戚，兄弟手足情深。同堂之陨，在于守诚讲信，圣恩是垂悯的，准予赴丧，诏未下擅自造访，极尽诌媚之敬，无益于人情，宜加显贬，以隆风化。”晋惠帝以为杨骏管朝政，有诏不问，有失职之嫌，杨骏感到惧怕。傅咸又多次上书箕讥讽，杨骏心里十分不满，于是想让傅咸出任京兆，弘农太守。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，不要排斥正人君子，杨骏这才停止了排挤。

杨骏之弟杨济向来和傅咸的关系友好，与傅咸写信说：“江海之流混混，才能成为其深广也。天下大器，非可稍了，而相观每事欲了，生子痴。了事正作痴。复为快耳。左丞总司大台。维正八坐，此未易居。以君之性而处未易居之任，益不易也，想虑破头，故具有白。”傅回信说：“卫公杨济所说的是酒色杀人之话?此甚于作正直之事；为酒色之死，人不为悔。忤逆以正直致祸，实由心不正直，欲以苟且为明哲罢了!自古以直致祸者，当矫枉过直，有不忠允，欲以亢厉为声，而惹来忿怨，那有忠心耿耿，而招致祸灾的!”傅咸言直公正，杨骏遭杀。傅咸转为太子中庶子，迁升为御史中丞。晋惠帝时，咸为太宰，汝南王司马亮辅政，傅咸上书提醒说：“我以为太甲，成王年幼，才有伊周辅政之事，圣人都免不了被人生疑，况且臣非圣人，王非孺子，怎么可以行伊周辅政之事呢!圣上守丧，悉事听于冢宰，而杨骏无节度，便作伊周，自为居天下而安，所以引来杀身之祸，其罪状不胜数，也是殿下所见的。杨骏被讨伐是圣上决断的，孟观、李肇只起草密旨。至于论功行赏时，应当赞美圣上仁德。孟观等官已至数千户县侯，圣上以骏死而感到欢欣。所以论功为厚，以使参与讨伐的人欢心。而臣下不体量圣上苦衷，而遂煽动东安封王，盂固李肇封为郡公，又以侯伯子男妄加于身，又有三等超迁。这样大的封赐，动天惊地，自古以来未有如此的。无功而厚赏，莫不乐而起祸，祸起应归于功大而不自警，乐而生祸，凡事怎么能不适可而止呢!这样作的，皆出自东安公不自知，到殿下这里应该停止，以正视听。只要走正道，众人何必发怒呢!众人所憎恨的，是不公正。而今又有人为辅政大造舆论，莫不令人失望。我虽愚钝进言，不惟天下失望而已，这确实让人担忧。再次讨伐杨骏时，殿下在外，实所不综。今欲委任，故令殿下论功。论功之事，实不可取，不如坐观得失，有居正之事为宜。”

傅咸见司马亮辅政专权，又谏说：“杨骏又震主之威，委任亲戚，任人为亲，引起天下人的不满，而今您身居高位不应重蹈其失。谓宜静沉默颐神，有大得失。乃维持之，自非大事，一皆抑遣，比四造访，当过尊门时，见豪华车马，堵塞街道，此等习气，应该停息。还有夏侯长容奉使先帝请命，祈祷无果，先帝崩逝，应引咎自责。然而夏侯长容又来讨赏，您给了少府的职位。大家私下议论，说长容是你的姻亲，所以这样对待。一犬吠形，群犬吠声，惧于群犬，遂至叵听。我之为人，不能面从而后言，曾触犯杨骏，几乎带来身祸，况于殿下，怎么有所爱惜呢!过去从驾，殿下曾说：‘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，而欻摩天子逆鳞!’我自知所陈之理如触猛兽之须，斗胆敢言，殿下知其不胜区区之意。前摩天子逆鳞，欲在尽忠，今触猛兽之须，不是为恶，请见谅。”司马亮不采纳。

时遇当朝制度宽驰，豪富放恣，结交私托，朝野混浊。傅咸上书奏免了河南尹司马澹、左将军司马倩、廷尉高光，兼河南尹何攀等，京都官场为之肃然，贵戚慑伏。傅咸以“圣人久于其道，天下化成。是以唐虞三载考政绩，九年黜陟。其在《周礼》，三年大比。孔子亦云‘三年有成’，而中间以来，长吏到职，未几便迁，百姓苦于无定，吏卒疲于送迎”为谏言。当时仆射王戎兼吏部职官，傅咸上奏言：“王戎位居台辅，兼掌选举。不能谧静风俗，以凝庶绩，以至使人心倾动，开张浮竟。中郎李重、李义不相匡正，请免戎等职务。”皇帝下诏说：“政道之本，城宜久于其职，傅咸所奏正是。王戎的职责在论道，我所崇委，其解禁止。”

傅咸面对奢靡之风、贪官污吏，嫉恶如仇，秉笔直谏，不气馁、不妥协，一谏再谏，无私无畏，勇往直前，腐败不除，绝不罢休，是尽职，更是执着和坚守，耿耿忠心，天地可鉴，凌然正气，日月可昭。付咸的作为、脊梁、风骨，与那些只知明哲保身、无所作为之辈，只知阿谀奉承、为虎作伥之流，只知同流合污、害国害民之徒，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。沧海桑田，岁月更替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什么人、什么事流芳千古，什么人、什么事遗臭万年，史册有公论，百姓传口碑。见贤思齐，付咸是宁县的骄傲，付咸的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